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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重视角审视如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作者:李翔宇   发布时间:2016-08-31 09:42:31


有一个案子,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分居但未办理离婚手续,期间男方单方向第三人借款100万,后离婚,第三人起诉男方并追加女方共同偿还。女方接传票后称毫不知情,亦未使用该笔借款。庭审中男方未到庭,女方称婚姻存续期间借款时婚姻关系已经破裂,双方已分居,未使用此款,但其无法举证,最终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判决女方共同偿还。女方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之后女方因此案多次向两级法院及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仍未果。以上案例是审判实践中典型的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在实际操作中,大部分判决也是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进行判决的。笔者认为:依据该法条进行审判业务操作,在实践中确实是简单有效,在当时大多数判决也是客观公正,尊重事实的。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夫妻关系这一社会现象逐渐复杂,特别是离婚率不断上升的形势下,仅仅依据夫妻关系而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形势,特别对是对于此类案件中的夫妻一方当事人的权利,缺乏保障与救济,因此作为审判人员,我们应加慎重地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几点争议因素:

一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合同的相对性存在矛盾。民间借贷是一种经济行为,受《合同法》约束,而《合同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一方当事人的配偶予以约束,是否与《合同法》相矛盾值得我们深思。

二是不利于社会夫妻关系的稳定。在当今离婚率居高不下,婚姻关系不稳定的前提下,对于社会夫妻关系的有着不利的引导倾向,一些钻法律空子的人往往利用假离婚来规避夫妻共同债务。婚姻所具有的稳定的性逐年丧失,浪漫的婚姻爱情成为冷冰冰的连坐枷锁。

三是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如何举证。按照当前大多数判例来说,举证责任主要由债务人的配偶来承担,但对该配偶来说,只有极少数可能提出有效证据,判决该配偶承担责任时,而该配偶的权利如何救济。

二、如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笔者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了思考:

(一)法院审判角度的思考。

1、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合同的相对性并不矛盾,但必须限定在共同生活范围之内。《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 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婚姻法》第41 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现如今,相当多数相关案件都依据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除非夫妻一方能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且债权人明知的。由于实践中可以适用上述两种除外情形的案件非常罕见,事实上导致只要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一律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结果。上述案例法院就是以该思路支持了债权人主张夫妻共同债务的诉请。这一判断标准虽然简单,且有利于对债权人的保护,但又因实践中出现很多夫妻举债一方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配偶利益的情形或者是一方出轨举债供养婚外情等问题而被诟病。笔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不违背合同相对性,因为家事代理权是配偶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可以按照表见代理的角度去理解,日常家事代理的法理基础为表见代理。家事代理权指“是指夫妻一方在因家庭日常事务而与第三人为一定的法律行为时,享有代理配偶方的权利,其行为的后果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直接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但有一点值得深思,家事代理权其范围应限制在夫妻共同生活,超过夫妻共同生活范围不应适用家事代理。而根据上述规定,只要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举之债,不论是否出于夫妻共同生活之目的,都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明显违背了夫妻日常家事代理制度。[1]

2、适当增加原告举证责任,同时不忽视不免除借款人配偶对于未使用该笔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应该科学分配举证责任,综合考虑案件的案情、当事人举证能力、各方当事人的法庭陈述以及讼争债务当前的交易习惯,充分运用经验法则与逻辑推理,发挥司法能动性,合理分配举证责任。[2]“在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中,一定的事实与相应的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相对隐形的对应关系,一定事实的发现和证明主要依靠间接证据,或者由事实认定者本着道德水平、业务能力,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完成。”分配举证责任不应简单适用“推定论”,更不能一刀切,应根据办案经验,在具体个案中对夫妻个人利益和债权人利益进行比较权衡,科学分配举证责任规则,从而实现程序的正义与实体的公平、合理。应增加原告对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同时不免除借款人配偶对于该笔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3]从审判实践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原告应就自已给付能力,与被告夫妻的关系,夫妻一方配偶是否知情等角度进行举证。

3、严格审判程序,在庭前送达、开庭审理等环节加强对夫妻共同债务的审查。限制追加非举债夫妻一方为共同被告,在程序上要求原告必须到庭,便于双方对质,增加审判员内心确信。是否追加非举债夫妻一方为案件当事人关键在于平衡夫妻共同债务与合同相对性原则之间的关系。尊重夫妻双方独立的法律人格,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不主动追加非举债夫妻一方为共同被告。对债权人强烈要求追加的,要求其提供一定的证据(如婚姻关系证明)证明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庭审中,审判人员应注重观察当事人的情绪反应及语言思维逻辑并在合议庭评议时参考,查明原告与借款人是否有合谋的嫌疑,同时在庭审中郑重提示双方当事人不要有恶意逃债、虚构债务等虚假诉讼行为,诉讼标较大或情节恶劣的,虚假诉讼人应承担刑事责任,从而真正震慑企图以虚假诉讼攫取不法财产的当事人,有效遏制恶意逃债或虚构债务现象的发生。可以邀请有相关经验及阅历的陪审员组成合议庭。

(二)民间借贷当事人角度的思考。

1、引导出借人在借款时对于可能承担责任的主体进行通知。对于审判实践中的大额借款,以立法的方式引导民间借贷出借人在借款时通知借款人配偶,在以后诉讼中追加借款人配偶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时,作为关键证据提交,推定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通知证据以能证明借款人配偶已知晓为限,如夫妻另一方以见证人身份签字、由借款人的配偶出具已知晓凭证或者电话告知并留存证据等。什么样的数额可以认定为大额,笔者认为应该根据借款所在地、根据户口性质,参照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倍或者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四倍计算。

2、被告主张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主张当时夫妻已分居,引入“夫妻分居”的“空间标准”。分居期间,夫妻一方往往为了维持生活或恶意争夺财产而擅自举债,而此时双方通常矛盾激化,缺少沟通交流,很难了解对方动向,自然也就无从分享举债带来的利益,在分居情况下让非举债一方承担举债一方的债务显然不妥。引入夫妻分居的“空间标准”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婚姻法解释二》中关于夫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时间标准准的不足。夫妻分居状态下,夫妻一方举债形成的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当然,若债权人可以证明非举债一方认可该借款或该借款是用于抚养婚生子等,讼争债务仍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关于感情破裂并各自生活,出借人可以社区或派出所开具证明,法院驳回离婚起诉的法律文书、其他权威部门曾对借款人婚姻状况的认定,比如公证、媒体,相关报道,微信等,可结合其他证据作为判决依据,将其视同为双方已离婚的效果。

3、建立夫妻财产登记制度。《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婚姻法》中虽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但对于约定财产却没有规定是否需要登记以及登记与否所发生的法律效力。这种缺少公示的夫妻产约定制度,只能对夫妻双方产生约束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且要证明第三人知道该约定也很难。在实践中,往往因为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导致借款方配偶的财产被法院执行,又无法向借款方追偿,因此,笔者建议建立夫妻财产登记制度。当前各国对婚姻财产约定的公示方法主要有登记式和公证方式。我国可采用夫妻财产约定登记制,即在婚姻登记机关对夫妻双方婚前的个人财产及夫妻双方财产约定进行登记,并明确规定登记的效力,夫妻双方的财产约定是否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该约定效力,但若未进行登记,则对善意第三人不具有对抗效力。

4、建立债权人的风险预警机制

鉴于目前法律及司法解释的不完善,可以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中设定一条债权人风险预警义务,让债权人在借款时即对债权的实现尽到自我警醒义务。1.在比较大笔的借款时,像我们的金融机一样,要求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确认,如果举债人配偶否认该笔借款是夫妻合意举债,此时,可以要求举债人在借款凭条上注目此借款为个人借款;2.债权也可以在夫妻一方借款后,通过书目面形式告知举债人配偶,如该配偶在收到通知后在规定的时间没有提出异议,则可在今后审理案件时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三)社会角度。

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也称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或国家信用体系,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国社会主义市经济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社会信用体系是以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础,以信用服务市场的培育和形成为动力;以信用服务行业主体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为支撑;以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作保障的国家社会治理机制。但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突出,破坏了市场环境和社会秩序,损害了公共机关的公信力,增加了社会成本和风险,降低了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效率。在民间借贷行为中,无论出借方,还是借贷方,都存在了相当大一部分缺乏信用的行为,而相关金融部门对于民间借贷经济的监管存在部分缺失,导致近年来民间借贷行为粗放式发展,涉及民间借贷崩盘的事件屡屡发生。20159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之后,进一步规范了新形势下民间借贷行为,对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进一步强化社会组织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力。婚姻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除了夫妻双方之间的关系之外,它也必然受到社会组织的影响。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也有了较大的转变,在婚姻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婚姻方式,如隐婚、闪婚、裸婚等,与之相对应的是婚姻关系对于夫妻双方的社会束缚越来越小,婚姻不稳定性逐步增加,离婚率居高不下。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婚姻关系的发展,于是社会经济活动对于夫妻之间的社会要求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这就是夫妻共同债务争议性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不稳定的婚姻关系不仅伤害到夫妻双方本身,还间接影响到社会关系。所以,维护稳定的婚姻关系,必须提高社会组织如居(村)委会、街道(乡镇)以及其他与婚姻家庭有关系的单位介入、调解婚姻关系的能力,民政部分在当事人申领结婚证时,引入婚姻宣誓制度,同时向婚姻双方说明结婚的意义,并重点说明结婚后婚姻一方可能承担的责任甚至法律责任,提高办理结婚的成本和责任。

三、进一步强化社会庭责任感教育。家庭关系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等等,在以上家庭关系中,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亲密,也是最不稳定的关系,只有婚姻关系可以通法律或协议的形式予以解除,但社会经济活动往往赋予家庭关系更多的经济责任。强化社会家庭责任感教育,是提高公民素质的重要举措,更是维护家庭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稳定的基础。一是要从小抓起,社会家庭责任感教育要贯穿人的一生,要鼓励孩子学会承担家庭责任,分担家务劳动,先做合格的家庭人,再做有责任的社会人;二是要培养独立意识,学会承担责任,勇于承担责任,敢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三是要培养爱心和感恩的心,懂得付出和回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能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员;四是恪守道德底线,坚持社会公德原则,明辩事非典直,在行动中实践社会责任感。

三、正确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意义

1、建立科学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机制,对于维护社会和谐平安正义有重要作用。夫妻共同债务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家庭行为,它不仅受到《合同法》的约束,同时也受到《婚姻法》的约束,夫妻共同债务不仅解决经济纠纷,同时也影响着社会人际关系的发展,如果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不好,势必让人们视婚姻为牢笼,为坟墓,害怕结婚,担心结婚,导至不正常婚姻、非法婚姻、重婚以及虚假离婚的产生,对于下一代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正确界定夫妻共同债务,科学分配举证责任,适当增加原告对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同时不免除借款人配偶对于该笔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引导借款人在借款时对于可能承担责任的主体的通知义务,引入“夫妻分居”的“空间标准”,引导社区出具分居证明,构建夫妻财产登记制度等,对于建立一系列规则以建构系统、科学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机制,对审判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长治久安有深远影响。

2、建立科学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机制,对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重要作用。民间借贷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信用行为,债权人主要基于债务人或担保人的信用而出借贷款,而信用特别是个人信用具有严格的人格意义,它是独立于信用一方个人之上,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实质上是一种信用债务,而当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时,个人的信用也受到影响或消失,将冷冰冰的债务延伸到债务人配偶身上时,债务人配偶势必产生不利的情绪或状态,在债权人通过法律程序救济自己的权利时,债务人夫妻势必消极应对,不予配合,甚至通过转移财产、虚假离婚、虚假诉讼等行为,抗拒执行。科学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机制不仅保护了夫妻一方的利益,也维护了借款人的利益,对于承担责任主体服判息诉,主动履行债务,降低诉讼成本,都有重要意义。同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虚假诉讼、恶意逃避债务,消除相关案件的信访隐患,有效推动构建一个好的司法环境,构建一个好的社会环境。

3、建立科学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机制,对于维护有序的金融秩序有着重要作用。民间借贷行为是一种资金融通行为,对于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作用,其发展的有序与否,直接影响着金融业的有序运行,规范的民间借贷秩序有利于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而混乱的民间借贷秩序则对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当前,民间借贷、地下金融等所谓非正规金融的种种乱象,已经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期之剑”,面对金融市场分割、民间高利贷以及货币政策困局,中国的金融改革似又到了关键路口。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不同的是,中国转型经济中存在着二元金融结构,即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分割。由于正规融资渠道的利率和信贷管制,大量资金游离于正式的金融体制之外,使得央行利率政策的传导较为复杂,并且常常遇到“梗阻”,导致金融信号失真,影响金融流动性的宏观规模和投向。



[1]张弛、翟冠慧:《我国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与清偿论》,《政治与法律》2012 年第6 期,第25 页。

[2]郭丽红:《冲突与平衡:婚姻法实践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年版,第389 页。

[3]王 池:《从审判实务视角透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2014年。

 


文章出处:东港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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